前半周的上涨大体上源自宏观情绪与供应担忧前置交易的共振。一方面，近期国内权益与商品市场“反内卷”交易的讨论盛行，这种宏观层面的积极情绪提供了多头氛围，并外溢至豆粕市场。另一方面，市场开始部分前置交易进入四季度后国内大豆供应可能出现紧缺的担忧。

尤其是在此前中美双方尚未就关税削减问题达成明确协议，且关税缓和截止日期日益临近的背景下，市场对于美豆能否在新作上市后顺利进入国内存有担忧，进而迫使部分空头头寸回补，推动盘面减仓上行。此外，期价连续上行可能也促使下游企业积极点价，进而油厂在盘面平掉锁利空单，亦对期价形成一定助推。

 

后半周期价的急转直下源自此前支撑上涨的供应不确定性预期受到了来自三个方向信息的集中修正:一是近期国内部分企业再度采购阿根廷豆粕，并获得一定量级的GMO许可证书，引发市场对系统性放开南美豆粕进口的讨论;二是农业农村部近日再次提及要持续推进豆粕减量替代，引发市场对豆粕远景需求的担忧;三是中美计划本周举行第三轮磋商。此次谈判可能旨在推迟中美暂停加征关税截止日，提振市场对中美达成贸易协议的预期。

 

“放开南美豆粕进口”是在中美贸易关系走向这条主线下所延伸出来的分支线索。如果中美未能在新作美豆集中上市期间达成有效的贸易协议，为保障国内四季度到明年南美新豆上市前这段时期的豆粕供应，阶段性放开进口南美相对便宜的豆粕可能是一个可行选项，而待南美新豆上市后，可视情况决定是否再行收紧此政策窗口。

因此，若这一政策能够落地，将直接为国内豆粕市场带来供应的边际增量，有效对冲因中美关系紧张而产生的供应收紧风险，进而对粕类价格构成直接的利空压力。长期而言，进口豆粕常态化将修正以往国内豆粕以CBOT大豆作为“锚”的定价体系，转变为CBOT大豆与CBOT豆粕双重定价的格局，国内豆粕价格将受制于“进口大豆压榨”与“直接进口豆粕”两条路径的成本孰低原则。

 

理论上，若中美达成贸易协议，意味着中国将恢复大规模采购美豆，利好美豆出口需求，从而推高CBOT大豆价格，最终从成本端对国内豆粕价格形成支撑。然而，本次当中美谈判的消息释放后，国内豆粕市场却应声下跌。我们理解这可能反映了市场的分歧与传导路径的阻滞。

国内豆粕价格要回归美盘定价并随之上涨，其前提是CBOT大豆首先要对此利好预期做出积极反应。然而，近期CBOT大豆走势并未反映出这种乐观情绪，其价格仍在低位徘徊，表明国内外市场对于中美谈判的最终结果可能存在一定分歧。

 

根据CFTC数据，截至7月15日当周，管理基金在CBOT大豆期货上的净空头持仓达到1.72万张，这是自4月8日以来的最高净空头持仓水平，反映出海外资金可能正在押注新作美豆良好产量预期或是悲观出口前景。因此，在国内市场对中美关系缓和预期升温时，海外市场却因缺乏实际需求增量证据而维持偏空态度，呈现出内外盘的逻辑错位。

 

2022年9月，农业农村部首次系统性提出了推进豆粕减量替代，其根本目的在于保障饲料供应安全，降低对外依存度。本次重提之所以对市场情绪造成冲击，关键在于其所处的特殊背景。一方面，周内生猪行业有关“反内卷”的讨论间接引导市场形成对未来以豆粕为代表的蛋白粕饲料需求强度可能减弱的预期，为豆粕减量替代政策的利空解读提供了土壤。

另一方面，在中美贸易前景不明，四季度之后大豆供应存在潜在风险的背景下，相较于等待外部环境改善或常态化放开南美豆粕进口，从内部需求端着手，通过自主研发新型饲料减少对豆粕的依赖成为一条潜在路径，进而使得当前形势下市场可能认为该政策在未来兑现的概率较大。

 

然而回归现实，豆粕减量替代是一项长久复杂的工程。饲料企业进行配方设计或者采购决策的核心依据是“单位蛋白性价比”。当豆粕单位蛋白性价比显著好于菜粕等其他蛋白粕时，豆粕绝对价格更高并不会导致饲料企业采购意愿大幅下降。

此外，国内年均7000-8000万吨的豆粕消费量级表明，在缺乏革命性的新型蛋白源(如合成蛋白、气体饲料等)实现商业化应用之前，豆粕几乎不可能被其他量级较小的杂粕完全替代。因此，豆粕减量替代注定是一个长周期过程，其对国内豆粕供需的影响将在未来数年内逐步体现，对短期价格的冲击更多是情绪层面。

 

机构预计进口大豆7月、8月、9月的到港量将分别达到1060万吨、1000万吨和900万吨，三季度整体供应宽裕，这将继续抑制豆粕现货价格和基差表现。McDonald显示8-9月大豆采购数量下降且当前10-12月船期采购进度偏慢，暗示10月之后大豆供应可能将依赖三季度大量到港所形成的库存来满足。

因此，随着时间推移，现货供应压力将逐渐减弱。短期来看，无论是中美达成协议后，豆粕价格重回美盘定价路径，还是谈判再度破裂，进而转向关注国内供需缺口，市场均在等待新的信号做出指引，而上周阿根廷豆粕再度成交暗示南美豆粕进口常态化预期可能将率先成为驱动豆粕盘面回调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