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国家对粮食市场拥有强大的宏观调控能力

价格调控：逐渐由“托市”向“价补分离”过渡。

①建国后，国内粮食价格政策历经5大阶段，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

②粮食价格政策正逐渐由低价收购“托市”向“价补分离”过渡。

③小麦、稻谷低收购价成为市场定价基础且与国际粮价脱钩，大豆、玉米受国际影响明显。低收购价由发改委考虑生产成本、供求、国内外价格和产业发展等确定。

供需影响：国有企业份额近半，掌握定价权。

①我国库存充裕，可以在小麦、稻谷价格过快上涨时给予有效干预，但大豆、玉米的干预能力偏弱。

②国内粮食库存主要由政府储备、政策性库存、企业商品库存三大类构成，粮食国有企业在购销环节均占据较大份额。

③我国对小麦、玉米、大米实行关税配额管理，配额内实行1％的低关税，配额外实行65％以上高关税，进口粮食对国内冲击很小，更多是调节品种结构。

国家粮食流通管理体系。我国粮食流通监管体系中，国家粮储局、中储粮公司是核心主体，分别负责价格监测、购销执行。农业农村部全程参与政策制定；财政部、农业发展银行负责提供财政补贴及贷款支持。

2从历史经验看，抛储是控价主要手段

政策对粮价涨幅容忍度约25％，调控显效时间不定。

①从历史经验来看，在粮价涨幅达到25％左右时，政策调控力度明显加大或者价格上涨趋势得到控制，但政策显效时间因当时价格上涨压力而定。21/08以来小麦价格涨幅已达到26％，政策抛储力度仍处低位，可能因为正值夏收季节，如果后续涨价压力仍然存在，政策抛储力度会有提升。

②国内粮价难跌，历史价格中枢逐级抬升。由于国内政策极力避免谷贱伤农，所以每次粮价上涨后，价格中枢进入新的平台。

2006-2008年：保供抛储、限制出口。

①自给率较低的大豆受国际市场冲击明显，涨幅较大且价格波动明显，而国内其他主粮价格虽有上涨，但涨幅远小于海外。

②粮食危机的爆发受到战争、气候、贸易限制、能源价格等多重因素共同影响。国内粮食供需平稳，粮价上涨主要受到种粮成本推动，此外投机炒作情绪，通胀预期抬升，都产生影响。

③为了应对国内粮价压力，供给上政府一方面促进粮食生产保供，另一方面加大抛储抑制投机。需求上限制出口及不合理使用，引导社会减少浪费。

2010-2012年：同样的政策配方。

①国际粮价除稻谷外均有大幅上涨，但涨幅小于此前一轮粮食危机；国内粮价除稻谷外，其余主粮涨幅均小于海外市场，整体涨价压力有限。

②再度爆发粮食危机，引发的原因同样集中在气候、战争。此轮国内粮价上涨，国内供需紧张成为重要推动因素，除此之外也受到通胀预期、投机炒作的影响。

③政策同样通过大量抛储抑制粮价。供给上同样采用提高收购价促产保供，并加大抛储力度的方式稳定价格。需求上加强入市管理，宣扬节约粮食的重要性。

粮食应急预案体系是后武器。

保供抛储政策可以在对市场不造成严重影响的情况下，及时抑制粮价上涨，除此之外如果因突发事件引起粮食供求关系突变，出现大量集中抢购、粮食脱销断档、价格大幅上涨等情况，则触发的粮食应急预案体系将成为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武器。国内逐步形成了国家-省-市-县四级应急预案体系，各地具体措施因地施策，但在特殊情况下均会采取严格的行政管控，保障居民基本生活需要。